上甘岭战役唯一活着走下来的新兵叫胡修道，他独自守着阵地，没水没食物，却击退敌人41次进攻，歼灭280人，美军怕他，称他是生死判官。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最硬的一仗之一。谁打过都知道，那个地方没多少树，阵地像块“骨头架子”，美军天天狂轰滥炸，飞机、火炮、燃烧弹轮番上。志愿军天天啃干粮、钻地堡，有时候水都送不上来，靠舔石头缝的冰碴子解渴。那个阶段，能活着下阵地，就算命大。就在这么个天翻地覆的地方，有个名叫胡修道的新兵，他的那场仗，打出了志愿军单兵作战纪录，至今没人破。他不是军官，也不是特种兵，只是个四川小伙子，个头不高，不起眼，来部队时间不长，头回上战场。人们说他是“孤胆英雄”，可他自己后来回忆，说得最多的是：“那天，我没得选。”胡修道原本跟着连队在后方修路，抗包、挖掘机位，一年多下来，练出一身结实骨架。上甘岭打响后，他被临时调上前线，和班长李锋、战士滕土生一块守在597.9高地的3号阵地。当时那个地方前有9号、右靠10号，三点互成掎角。敌人看中了这一点，天天围着这几块阵地打。说句实话，敌人火力比咱强太多，光是炮弹一天能砸上千发。第一次交火的时候，胡修道蹲在石头后边，死死抓着爆破筒。他没见过真正的交火，脑子嗡嗡响，满手是汗，耳朵都震聋了。李锋趴在他边上，压着声音说：“别慌，等敌人靠近点儿再动手。”他就像个紧绷的弹簧，等着敌人爬到四五十米的地方，一口气把爆破筒、手榴弹全扔出去。头几波打下来，他反倒冷静了。李锋教他用“包饺子”战术，把敌人赶到一块，集中火力清理。他们两人守一个小阵地，活像地雷阵中的针。敌人来一波被打退，又来一波接着上。连着十几次，都没占到便宜。过了中午，李锋被临时调去增援9号阵地，临走前跟胡修道交代：“你要是一个人留下，也得顶住。”那时候胡修道也知道，自个儿这仗是跑不了了。那一天，他和滕土生坚持到下午，身上灰一层、血一层，补给根本送不上来。他脑袋昏昏沉沉，心里却越发坚定——阵地要是丢了，后方部队就得被压下来。敌人的动作也变了。他们开始侧打10号阵地，看出3号咬不动，想从侧翼迂回。他看到10号那边快守不住，跟滕土生一商量，撂下一句话：“我去那边挡一挡。”说完就冲了出去，边跑边提着爆破筒和手雷，心里只想着一点：能多守一分钟是一分钟。刚冲到半山腰，一波敌人的火力压了下来。他们钻进弹坑，再一跳出来就跟敌人撞个正着。近距离打得手忙脚乱，胡修道猛地把手雷甩出去，炸了敌人，也把自己震得眼前发黑。等他回过神来，滕土生已经下山报信去了，自己还趴在阵地上。那时候他一个人守着10号阵地，敌人排着三角阵轮番冲上来。他没时间多想，只是机械地换弹、投掷、压火。石头堆里、土堆后、断裂的尸体旁，全是他藏身换位的地方。他甚至拿起战友遗落的轻机枪，靠手感调整枪栓角度，把敌人一波波拦在阵地前沿。守了一阵子，增援部队赶上来，胡修道又原路跑回3号阵地。那时阵地上只剩他一人。滕土生负伤下阵了，班长也没回来，整块阵地静悄悄的。他清点了能用的弹药，把战友们的帽子分头摆好，装出“阵地还有人”的假象。那会儿，连步枪都打不响了，枪管卡住了，土太厚。他就拿牙咬开手榴弹拉弦，一颗颗扔出去。美军看出这仨阵地靠得太近，便调集两个营同时进攻。飞机从天上轰，汽油弹从云里掉下来，火炮成排地砸下来。阵地像被点着了似的，一层接一层的爆炸。他不断地换位，不断地扔弹，每次投掷都像是最后一次。他说当时最怕的不是死，而是敌人真上来了，阵地守不住，那这命就白搭了。最后实在没力了，他把仅剩一盘子弹装进机枪，单膝跪地，硬撑到连部的“喀秋莎”火箭炮响起来。炮弹像下雨一样砸进敌群，把山头劈成一片火海。三名支援的战士跑上来时，他浑身黑漆漆的，衣服早被炸碎，脸上看不出五官，只剩一口气。他笑着说：“阵地……还在。”那一仗，他击退了敌人41次进攻，单日歼敌280余人，创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单兵作战的最高纪录。战后被评为“一级战斗英雄”，还得了朝鲜颁发的“金星奖章”和“一级国旗勋章”。这些荣誉挂在档案里，他却很少提及。回国后转调地方工作，当过军区副参谋长，生活得也算低调。哪怕子女长大，都没从他口里听过这段历史。胡修道不是神话。他是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战士里的一员，是一名新兵，是个普通人。他的伟大，不在于他一个人干掉多少敌人，而在于他在最危急的时候没退半步。他不是主动要当“孤胆英雄”，是阵地上没人了，他必须守。他没想过要创造记录，他只是咬牙活下去，咬牙把阵地留给下一拨人。他的故事今天听起来很燃，但在那个时候，每一秒都是血和命撑起来的。现在再说“生死判官”这四个字，不如说那是敌人对中国战士的恐惧凝成的符号。真正的胡修道，从来没讲过“我是英雄”。
